在煤炭、石油、核能等以天然能量资源为主的一次性能源需求中，中国的煤炭需求占约６５％－７０％。因此，煤始终是中国经济增长以及能源供应安全的关键点。约束煤炭供给会不会进一步导致煤荒电荒？下游企业及相关服务压力岂不是更大？

　　 对于记者的疑问，李劲民解释说，近年来，煤炭产业在供给能力增长有限和消费快速增长的双重夹击下，出现了“两低”的局面：煤炭储量远远低于开采量的增长，开采量的增长大大低于消费量的增长。而煤炭作为资源类产品，稀缺性和生产周期长决定了其需求与供给平衡的特殊性，不能说市场需求多少就生产多少。所以，应适当约束煤炭供给。

　　 作为基础性、稀缺性的资源产品，目前，煤炭成本仍然是不完全成本，与工业产品的比价依然不合理，节煤成本远高于节煤效益。许多应该考虑的因素没有考虑，比如前期的勘探费用，矿区生态、环境补偿等费用都未计入。只有较高的煤价才会逼迫煤炭用户计算节煤的成本，只有节煤效益高于节煤成本时，用户才会真正地去节能降耗和减排。事实上，从约束煤炭供给上入手，也是节能降耗的重要手段。

　　 李劲民认为，资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要通过全面、协调和可持续产量来体现，维持可持续产量需要以适度抑制当前消费为代价。煤炭资源毕竟是有限的，国家和政府要根据市场需求，在保证煤炭生产一定增长的前提下，适度约束煤炭供给，有效控制煤炭开发规模、开发强度、上下游资源及优质资源的开发次序，提高综合利用水平，对一些稀缺煤种实行战略性保护开采。

　　 据业内人士称，资源探明储量的传统统计是保守的，实际生产进行时都会向外延伸增加（这个系数一般在３－５），而且随着科技进步的推进，等量的资源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。例如在１９世纪中期，生产一吨生铁需要８吨焦炭，２０世纪初降为３吨，现在则仅需不到半吨。“谨慎乐观是我们所应持的态度。”李劲民说，虽然资源储量是有限的，不可再生的，但不应当是马尔萨斯式的悲观主义。

　　 山西省发改委工业处处长左金顺也持有同样的观点，他说：稀缺资源产品价格上涨，会立即引发一系列需求、技术和供给上的反应，用户会自觉转向较便宜的替代品，或采取节约、经济的措施，而煤炭企业会采用新的技术开发过去不可采的煤炭（如薄煤层和褐煤），勘探企业也会发现新的储量。